学习科伦索主教,树立科学理性的信仰

一个现代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看待《摩西五经》,整本的《新旧约全书》,乃至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典籍?

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应该接纳理性与科学吗?

北大教授高峰枫先生,在2012年发表《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一文,向人们介绍了一位将圣经考证带入19世纪英国公共视野的重要人物约翰·科伦索主教(John William Colenso,1814-1883)。

在本人看来,斯人斯事,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宗教观有着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下面是对上文的摘录,中间加了一些说明。先此布谢!

“近代以批评方法对圣经进行细密的历史考证,这门学问在18世纪后期兴起于德国。英国由于文化空气、大学制度、神学走向与德国有很大差异,所以19世纪中,在圣经考证方面并无太多建树……最终戳破这层窗户纸,让一般大众也开始意识到圣经考证的后果和危险,并不是专业的圣经学者,而是一个业余考据家。他不是鼓吹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也不是打着“不可知论”的旗号暗中瓦解宗教的怀疑论者,而居然是英国国教体制内部人士。他把圣经批评以最极端、也是最“楞”的方式带入公共视野,在英伦三岛掀起广泛的争议。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就是英国派驻南非纳塔尔地区的主教约翰·威廉·科伦索。”

科伦索出身寒门,靠着舅舅和其他亲属的资助,18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曾讲授数学,出版教科书。后来他进入教会,一级一级升上去,从普通的牧师做到了教区牧师,到1853年,临近四十岁时,他被任命为南非纳塔尔地区的主教。

科伦索的神学思想非常开明,他对于英国圣公会的核心教义多有指摘。他认为基督代表爱,所以对于苦行禁欲、地狱中永恒的惩罚这些观点都不赞同。地狱中的刑罚可能是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

科伦索于1854年1月,携妻子、女儿乘船“走进非洲”,准备劝化当地的祖鲁人。 他走的是文化传教的路线。在抵达非洲之后的七年中,他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学习祖鲁语和翻译圣经……七年之中,他已将新约全部译出,旧约中也译出《创世记》、《出埃及记》等卷。也就是在译经过程中,科伦索遇到了大麻烦。

“科伦索后来回忆,在翻译诺亚方舟一段时,有一“心思单纯、但聪明的土著人”问道:这全都是真事吗?您真地相信所有动物、鸟类、爬虫,无论大小,无论居热带还是寒带,都成双成对走进方舟吗?

类似的问题,科伦索在英国也碰到过。但他通常不正面作答……在本乡本土遭质疑,主教还能够与国人从容周旋,虚与委蛇,对关键问题存而不论。而如今身处蛮漠之邦,为尚未归化的土人移译天朝上邦的圣经,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等待劝化的“野蛮人”都不信圣经故事,自己作为劝化者,颜面何在?”

科伦索本人此前早已不信世界范围内有毁灭一切的大洪水发生,如今祖鲁人一追问,经中那些棘手的问题便再也绕不过去了。或许因为这种额外的刺激,他才横下心来,深研摩西五经。他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表了决心:“我们的责任是追寻真理,不管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处。至于结果如何,一切听从上帝的安排。”

但这一钻研不要紧,英国宗教界的平静就此被打破……要深入研究摩西五经,德国学者的考证著作是绕不过去的。科伦索托友人寄来一批旧约研究的专著。这批书里,新派和旧派的圣经研究全有。新派非常激烈,认为五经为不同文献杂凑而成,绝非信史,而旧派则不遗余力地捍卫圣经的历史真实,坚持认为五经作者非摩西莫属。科伦索一边读德国人的专书,自己一边思考,只用了一年左右时间,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他马上付诸笔端,撰写了《摩西五经与约叔亚书考辨》。第一卷于1862年10月在伦敦出版。

在《考辨》第一章,科伦索早早地就把结论公诸于众:“摩西五经作为整体,绝无可能出自摩西之手,也绝无可能由亲历书中所叙述之事的任何人写成。

而且,所谓‘摩西叙事’,不管何人书写,虽然我坚信它向我们揭示了上帝的意志和本性,但无法被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种说法,放在德国,根本算不上惊人之语。但对于英国公众,就非常骇人听闻了。

《考辩》甫一出版,立即大卖……科伦索在第一卷出版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将考证工作推向深入,推出续篇。到了1879年全书杀青之际,这部《考辨》已然是七卷本的煌煌巨著,厚达3500多页。

将这七卷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人,无论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恐怕不会太多。但是引发争议和抗议,引发舆论海啸的,其实是他那不足200页的第一卷书。科伦索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这卷书中已展示无余,所以我们只需来看看这一卷中几个例子,就足以了解他考证方法的大概了。

犹太人跟随摩西走出埃及,在旷野中漂泊了四十年。这一大族人,人数到底有多少呢?圣经中有详细记载。就在逃离埃及之后的第二年,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他清点所有男丁的数目。摩西便在西奈旷野,将以色列十二宗族当中能够上阵打仗的人数,计算出来,共计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这六十多万人,如果只是书上的数字,也就罢了,而一旦还原成活蹦乱跳的人,就带来了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

科伦索在书中第四章,就算了这样一笔账。《利未记》里记载,当摩西的兄弟亚伦被立为祭司时,全体以色列人要站在院子里、会幕门口。所谓“会幕”,指的是在漂泊中临时搭起的帐篷,供奉犹太人的神,算是一个移动的神庙。

院子和会幕的尺寸,圣经中都详细给出。据《出埃及记》第26章,会幕长约16.5米【圣经中的计量单位为“肘”,科伦索均用英尺、英寸,高教授换算为公制】,宽约5.5米。科伦索想看看这样庞大的人群,在院子中能否站下。他的计算过程如下:一成年男子大约有0.6米宽,如果9人并肩而立,刚好可以在会幕门前站开。若这六十万壮年男子都规规矩矩站好位置,尽量贴近,每排中间相距不足半米,那么队列应当排出32公里。就算这六十万人不是正好面对会幕,而是不拘队形,只求将院子尽量填满,那么队伍也要排到7公里以外。

圣经之中,院子的长宽也是有定数的,约为54×27米。这样大的院子最多能装五千人,而这个人数还不到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一。 我们不要忘了,这六十万人还仅仅是壮年男子的人数。依常理,一族当中,成年女子人数仍与之相当。如果再加上老人和孩子,科伦索推算,即使保守地估算,以色列全族人口也至少可达二百万人。

在这个问题上,科伦索参考了恺撒《高卢战记》中的例子。《高卢战记》第一卷中明确记载,海尔维特人大迁徙,能持兵器的男子计有九万多人,而全族人口约三十六万人,正好相当于男丁的四倍。在科伦索之前,各国学者凡推算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数,也往往得出二、三百万人的数字。据《申命记》1:1记载,摩西作为全族的政治领袖,曾召集所有犹太人训话。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也曾面对全体会众(包括女人、孩子、寄居的外人)宣读摩西的遗训。

科伦索在第五章中就问,约书亚如何对二百万人发号施令?根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当时伦敦市的全部人口为二百八十万左右。我们可以想象,到此需要有多大的海潮音、狮子吼,才能让全伦敦的人同时听到领袖微弱的声音?科伦索提醒,孩子哭,大人叫,就算你扯破嗓子,几米之外的人都不一定能听清你讲话。

庞大的人数带来的问题,在科伦索的书中持续发酵。超过二百万人的男女老少在旷野中扎下营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科伦索在第六章,又耐心为我们算了一笔细账。活人需要正常生活,其活动空间至少要相当于躺在坟墓中的死人三、四倍。于是他先算出成人棺椁的大小,约为1.8×0.6米,然后三倍之,便得出成人至少需要3.25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二百万人,不乱说乱动,就要占据大约6.4平方公里的营寨。

圣经中说他们驻扎了一年时间,那么只需一个月便要消耗掉附近所有的木柴。饮食如何解决?基本的卫生条件如何保障?若经中记载不误,那么想要方便的人,就必须跑到营寨之外解决问题。假如你住在营盘的中心区域,弄不好你上一趟厕所,来来回回就需要奔波两、三公里。二百万人每天不止一次的如厕活动,让人想想都要头大。

耶和华为子民订下了献祭的规矩,若百姓犯了罪,可给神献上赎罪祭,祭品就是没有残疾的公牛。祭司先要宰牛,把血涂在规定的地方。祭祀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打扫。《利未记》规定,“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这些脏活累活儿,旁人决不能代劳,一定要祭司亲力亲为。前面说过,营盘最小的面积也要6平方公里,如果要保证正常生活和活动,曾有其他学者计算,阵营应有30平方公里才转得开。如果所有祭仪只能由祭司亚伦或者他的儿子完成,连献祭之后的清扫也不能随随便便委以他人,那么,科伦索就让我们设想如下画面:尊贵的祭司,肩扛手提,将“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运到营外。他们不能乘车,需要完成至少五、六公里的长途跋涉。同样,几十万人也需以这种方式,往返颠簸,运出排泄物,运进水和木柴。

在《考辨》一书第二十章,科伦索对祭司的职责作了更细致的考察。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复杂,祭司需承担的工作繁多。单单祭祀一项,根据祭祀的方式和目的,就要分为燔祭、素祭、平安祭和赎罪祭等等。比如,《利未记》第十二章规定,女子产后,无论生男生女,都要将一岁的羊羔献为燔祭,还要再献上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为赎罪祭。

以色列人中,只有祭司亚伦及其二子享有与神交流的特权,其余闲杂人员均不得主持祭事。根据科伦索的计算,二百万人的族群,一天大约会有250名婴儿降生。那么一天当中,既要献燔祭,还要献赎罪祭,这便要作500场法事。科伦索的算盘又在噼里啪啦地响:“如果这些献祭仪式分别举行,仅仅这些法事就需耗费2500分钟,差不多42小时。即便是三位祭司齐上阵,每人不停地主持一项祭事,一分钟都不停歇、也不间断,也无法在白天十二小时之内全部完成”。

更搞笑的是,如果犹太人严守圣经中的规定,那么所有初为人母者每天需要搞到250只雏鸽或者斑鸠。若按照这种消费规模,一年中共要消耗九万只鸽子。科伦索问道:难道犹太人在逃离埃及之时,还要带足鸽子不成?

更有甚者,根据《民数记》的规定,每样献祭的祭品,祭司都有应得之份额。旧约中几处提到,祭肉全归祭司,还有燔祭的皮、平安祭的肩和胸。祭司还必须在圣所把自己应得的祭肉全部吃掉。

科伦索算出,单单妇女生育这一项,一天就要献上250多只鸽子,那么三个祭司,每人每日必须要吃掉88只鸽子!有谁受得了日复一日的“全鸽宴”呢?

【走出“拜圣经教”】

至此,我们对科伦索的研究方法已一目了然。他的主要方法,说起来难以置信,竟然就是简单的数字加减法。这种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独创,而且经常显得教条、笨拙。具体来说,凡经中出现数字之处,特别是人数的统计,科伦索都格外留意。他将夸大的人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推算出荒谬的结果,以证明圣经记述不合逻辑。

他会参考近东地理的资料,也会引证近代农业、畜牧业的数字,来核算旷野中的衣食住行。但说到底,科伦索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枯燥、死板、没有想象力的工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认真、严谨、扎实的核算,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研究。

质疑旧约中数字有夸大,在学界并不算新奇。德国圣经批评的先驱雷马鲁斯,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提出,《出埃及记》中的六十万犹太人,绝无可能在数小时之内穿过红海。若加上妇女儿童,他估计总人数要超过三百万,这需要六千辆车、十万匹马、三十万头牛和六十万只羊。莱辛曾评论说,迄今为止,尚无人以如此精确、具体的方式质疑此节。

再举一个较近的例子。就在科伦索发表《考辨》七年前,还有一部德国学者写的《创世记导论》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其中也提到六十万兵士不尽可信。

总之,在科伦索之前,早已有不少学者碰过这个棘手的问题。单纯以学术贡献论,自学成才的科伦索自然不入专业学者的法眼。德国旧约研究的大家艾瓦尔德作书评,其中有言:“若细看作者提出的证据,我们仿佛倒退了一百年,退回到德国启蒙运动微露曙光的阶段,甚至还退回到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时代”。更有学者讥笑他没有古希伯来文和圣经考证的专业训练,质疑他的学术水平。但是,这些对他学术资质、能力、创新性的质疑是普通公众接触不到的,也是不感兴趣的。科伦索在英国制造的轰动,更多由于他在一本面向大众的书籍中,将旧约中不合情理之处抽丝剥茧一般展示出来,并且公开否定摩西五经的历史真实。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给与英国宗教界以重创的,竟是英国圣公会一位主教,这让教内人士感到格外的愤慨。

在他们眼中,科伦索是叛徒,是叛教者,是隐藏在教会中、阴谋颠覆国教的撒旦。 1862年10月之后,英国宗教界开始了对科伦索主教的讨伐。据统计,两年间,驳斥、谴责科伦索的图书和小册子就超过两百种。除了舆论上的围攻,科伦索在教会中也遭遇迫害。开普敦的主教格雷,一向不满意科伦索温和、开明的宗教观点,这次借着《考辨》引发的轩然大波,立即召开南非各城主教会议,直接罢免了科伦索主教的职位。

为讨回公道,科伦索返回英国,上诉到枢密院,要求宣布格雷的决定无效。由于事涉英国教会法,所以案子拖了很长时间。几年之后,法庭终于裁定,罢黜科伦索主教职位的决定并无法理根据。

批判科伦索者,大都认为他不信摩西五经为信史,颠覆圣经,瓦解基督教信仰,这样的人应当革出教门。但若细看《考辨》第一卷,科伦索的“算术考证”,其实反对的既不是圣经,也不是基督教,而是所谓“圣经崇拜”。膜拜圣经者,相信圣经绝无谬误,不仅字面上无谬误,甚至每一字、每一句都得自上帝的真传,不容半点怀疑。这种“基要派”思想,在十九世纪英国不乏极力鼓吹者。

科伦索在《考辩》第一卷中特意引用了当时一位代表人物的名言,下面这段话简练、生动地传达了此种“拜圣经教”的基本教义: “ 圣经正是那高居王座上的神的声音。圣经的每一卷、每一章、每一句、每一字、每一音节、每一字母都是至高的神直接的言语。圣经不折不扣就是上帝的圣言,不是有些部分多些,有些部分少些,而是说全部圣经都是那高坐在王座上的上帝的言,绝对,无误,无谬,至高无上。 ”

《马太福音》中的耶稣曾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套用耶稣这句话,拜圣经教的意思是,圣经经文的一点一画、一撇一捺也不能怀疑。

针对这样的迷信,科伦索要证明,圣经的字面意思,若穷究下去,实在有不少漏洞。单就这六十万人数而言,已然在饮食、生育、祭祀、卫生这方方面面,造成了诸多荒谬可笑的后果。

科伦索带领我们领略了这些“笑点”,为的是证明摩西五经的记述并无多少历史依据。但是科伦索在前言中已事先声明,五经虽与历史不符,但绝非“向壁虚造”。五经作者不是有意作伪、造假来欺哄世人,而是被后人套上“无谬误”的枷锁,供在了不属于自己的神龛上:

“圣经作者就如同荷马或古罗马早期的编年史作家一样,不曾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也没有捏造史实来欺骗世人。是我们伤害了他们,是我们损害了圣经故事真正的辉煌,因为我们认定圣经必须符合历史真实,我们认定圣经作者要求读者将它作为历史真实来接受和信奉,不仅仅是犹太人,还要所有人类来信奉,直至永远。”

科伦索之本意,并不在“证伪”或者“打假”,他也不想就此抛弃圣经。在他看来,圣经本无辜,圣经作者也是清白的,因为他们从未宣称圣经的记述拥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迷信圣经的人越俎代庖,将圣经无意追求的结果(历史真实)硬生生安在它身上。所以,科伦索在前言中再次强调,出版此书旨在“为圣经争得本属于自己的荣耀和权威,使虔诚的读者不再将完美无缺、毫无谬误这些特征归于圣经。这些特征只属于上帝,圣经从未声称自己也拥有”。故而他提出的口号是:“还圣经的本来面目”。

科伦索之所以敢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算术才能大胆运用于圣经研究,还因为他相信神启并不在圣经中。如果表述得更缓和一点,神启并不完全寄寓、安放、保存在圣经中。

科伦索坚信,即使经中的史实被证伪,他自己的信仰也不受损害。他在《考辨》第一卷开头部分就说:“即便摩西五经、甚至整部圣经被清除,我们对那活生生的上帝之信仰仍永远坚定不移”。

他还指出,在摩西之前的上古时代,没有经书,但上帝的光依然照耀虔信者的心。这样一来,圣经和上帝的昭示之间的联系,就被科伦索斩断了:“我们不可将信仰建立在一部书之上,即便是圣经。我们要认识到,上帝要远比任何书都更加贴近、靠近我们。”【中国的古人认识上帝,就没有借助《圣经》】。

由此可见,他摧毁性的工作,其实源于他坚信“道在经外”。

历史学家茅海建曾评论曾国藩,说他是一个“饱读经书、做事扎实、有点土有点呆的人”。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科伦索,也是非常恰当。他能作到主教,圣经必定烂熟于胸,符合“饱读经书”的要求。看他花二十年,写七大卷书,为证实一个观点,做事扎实也是不消说的了。科伦索身上很明显有一种呆气。看他的考证,便可想见其为人,肯定是那种执拗、缺乏幽默感、就事论事、毫无灵气的人。

《考辨》第14章,科伦索算出每位母亲必须要生42个儿子,才能满足经中对头生子数目的要求。这段话实在让人喷饭,但我敢保证,主教在写作这些“笑点”时,一定是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说他“土”,这是阿诺德在内的很多批评者明说或暗示的:他有学问,却缺乏判断;有专业知识,却缺少文化和才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正是这样一个有点土、有点呆、不知变通、不够灵巧、守拙的人,给英国的宗教界带来一场海啸,迫使一般公众了解、并接受圣经考证这门危险的学问。

科伦索不够聪明,只会算术,不高谈阔论,不玩玄虚,也不懂风雅,但他就像曾国藩那样“扎硬寨、打呆仗”,把他精确又单调的计算用到底、用到死,就终于干出了这样一件大事。历史是呆人、笨人、“一根筋”的人创造的,科伦索是又一个例子。”(《科伦索主教与摩西五经》《读书》2012年08期)

——与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的中国人不一样,自古暨今,欧洲人非常执着,有一股追本溯源,求其究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但他们也有点一根筋,爱走极端。从中世纪极度迷信宗教的外在形式,到休谟、康德之后的科学至上,激烈反对宗教,模式的转换,从极右到极左,仅仅用了二三百年。相比之下,科伦索主教的五经认识论,圣经认识论,倒是展现了一种真正科学、理性、平衡的宗教观。说他呆、笨、“一根筋”,在我看来,并不准确。

我在发表的《应当怎样看待「圣经」开篇的《摩西五经》?》中说过:“得到上天启示的圣贤,著书立说同样需要世俗的典籍资料乃至口头资源的辅助,以旁征博引,自证其是。谁能保证所有著述都一丝不苟,一字不差,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对此本人深有体会)

《摩西五经》的核心是上帝的启示,是十诫和律法。这些都出自摩西本人,并无异议。它之所以被后人视作是一部《天经》,尊崇备至,也正缘于此。

至于五经的其它部分哪些是摩西所写,哪些是后人所撰,则不好分辨。其中的瑕疵和舛误,我认为无关宏旨,并不重要。因为直到今天《摩西五经》的经文还在熠熠放光(天眼可以看见)。证明它最后定本杀青之时,必然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与圣灵的护佑。

《摩西五经》记载的许多事件都是在摩西出生前,甚至是多少万年以前发生的。摩西及后续者的追溯、著述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科学严谨的程度有多么高,而在于其中包含着来自至尊上帝的无比珍贵的讯息与诫命、律法。对于人类的福祉,对于人类的命运,这些才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无与伦比的馈赠!”

——在这个唯物论,无神论论,唯科学主义甚嚣尘上,宗教思想日渐式微的时代。地球上的传统宗教唯有与科学结合,坚持实证,坚持走理性主义的道路,才能浴火重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南怀瑾先生说过:

“不但对于佛教,我对现在的五大宗教都很失望……我的结论是,现在开始,所有的宗教要把门打开,把宗教的外衣脱掉,把内容公开地与大家讨论研究,去掉宗教的形式,研究宗教的内涵,在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才可以站得住。不然的话,五大宗教按目前的形式做法,我说只有八个字,「关门政策,自杀主义」,一定要失败的。

未来不是有谁会出来反对宗教,而是科技、科学文明的进步,宗教没有跟科技文明配合起来研究,就统统有问题了……二十一世纪要把所有宗教的外衣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要打开,联合沟通,不然将来一定被自然科学打垮,因为跟自然科学配不上啊!”

——在一个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里,未来的宗教一定会是科学化,个体化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权威对于宗教的垄断必定会被摒弃。一切宗教教义必须接受个人检验的观念必定会被广泛接受。“我的头脑便是我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独自面对上帝。面对属于自己的命运。未来的教会组织在更多意义上只是为个人提供便利而不是提供所谓的终极答案。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对于宇宙的认识将逐渐与神学靠近。全体人类心甘情愿拜倒在自己真正的父母脚下,成为祂坚定不移最虔诚信徒的时代终有一天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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